「余曾辯論」短評

二○一○年五月廿一日

五月二十日,特首曾蔭權「破天荒」致函邀請「五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總發言人、公民黨黨魁余若薇於下月十七日,就二○一二年的政改方案作公開電視辯論,惹起社會一番的揣測。

曾蔭權在其致余若薇的公開函中,闡述了是次主動提出公開辯論的原因。他表示:「雖然社會主流民意認為應該通過政改方案,但公民黨,以及以余議員為總發言人的五區公投運動聯合委員會都反對立法會通過政府的建議方案」,並稱舉行辯論的原因為「為了讓市民更清楚明白支持及反對立法會通過政府方案的論據,從而作出判斷」。

在另一邊廂,特區政府相對冷待「溫和民主派」。在終極普選聯盟會見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卻只承諾將普選聯於政改方面的訴求轉達中央;縱而到廿四日民主黨與中聯辦逾兩小時的會面當中,依然未就政改達成任何初步的共識,雙方的接觸不見進展。

見諸翌日報章,學者及社會輿論均普遍認為曾蔭權是欲借這次辯論壓倒余若薇等反對政改方案的一方,爭取民意支持方案。又有意見以為,曾蔭權此舉為拉攏在公投運動參與者當中一向較溫和的公民黨,孤立以激進著稱的社民連,並營造開明形象,以爭取支持。

在政改問題之上,曾蔭權一直處於香港普羅大眾與北大人的夾縫之間:曾一方面要滿足香港主流民意對於普選的訴求,另一方面又囿於北京在香港政改問題上要全面當家作主的窒礙,陷入「兩面不是人」的泥沼之中。事實上,從「普選聯」與中聯辦直接溝通,香港政改的主導權在北京已是彰彰明甚,曾蔭權的角色只是政改方案的「推銷員」而已;曾當然不甘於只當「推銷員」的角色。這次辯論,便是其力爭主導的表現。

曾蔭權在制定二○一二年的政改方案時,因北京早已有著其屬意的條件,在規限之下無以寸進,更大有再次被否決的可能;另一方面,「溫和民主派」則暗渡陳倉,更揚言已正與北京直接溝通,此令特區政府處於尷尬的位置,曾蔭權被迫採此非常手段。

在選擇辯論對手方面,在此之前既有早已表明願意溝通、手握九票(甚至更多) 的「溫和民主派」,曾蔭權又何會捨易取難,棄與「溫和派」達成共識、爭取在立法會通過方案,而還要甘冒北大人之不韙,取向五區公投運動的參與者公民黨拉攏?曾不選擇較為溫和,願意溝通的「普選聯」,正是要表示其代表泛民主派與北京的對話,在政改問題上並不具影響力;而曾兵行險著,選擇立場鮮明反對政改方案的公民黨,則正正是曾蔭權欲突顯其主導權的最佳証明。

由是觀之,曾蔭權藉著邀請余若薇作為這次辯論的對手,目的是在向北京暗示其對於「普選聯」直接與之在政改問題上溝通的不滿,並表達在北京屬意的條件之下,特區政府應作政制改革主導的意向。其次,曾更可藉是次辯論去闡明其在二○一二年政改所扮演的角色,向市民將政改的責任卸諸北京;另一方面,曾蔭權亦大可以此辯論作為其在推銷政改之上對北京的交代。是次「余曾辯論」,若曾蔭權「偷襲」失敗,自是自然不過之事;但若成功,則在香港政改「進程」上,千秋萬世。為其出賣斷送港人民主,於北大人面前立一大功!

可是,曾蔭權辯論邀請一出,旋即惹來建制派的炮轟,狠評其為「大細超,搞分化」、「當支持他的人無到」。保皇派的批評,或多或少具代表性,反映北大人對曾此舉並不認同。當奴才的一方面要順聽主子的旨意,在政改問題上無法當家作主;另一方面又要應付主流民情,面對公投運動中五十多萬民眾對於普選的呼聲,無可逃避。曾蔭權當初自以為發函邀請余若薇辯論,可以一石二鳥,現在落得大人不悅,則應是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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