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治哲學淺談「違法達義」

(原載於蘋果日報,二○一四年六月廿二日,【人為何要守法?】)

戴耀廷在2013年初,撰文提出以公民抗命、違法達義形式爭取真普選,首倡「佔領中環」。一年半以降,特區和北京政府的大小官員、護法、本港政商界的「權貴」、宗教領袖、乃至土共、「愛字頭」的散兵游勇和一眾聲稱要「幫港出聲」的維穩嘍囉走卒,紛紛以「違法」為響亮理由,大義凜然的大力聲討佔中行動;有甚者更上綱上線,指稱佔中將「破壞法治」,「損害香港國際形象」,並會「帶來巨額經濟損失」云云,十分聳人聽聞,卻流於淺薄:「真普選」的價值是否能以金錢和「經濟損失」量化,並權衡得失,自不待言(人之所以為人,在於其個人自由和意志能彰顯煥發人的尊嚴,以金錢和經濟損失衡量佔中及「真普選」的人,其靈魂有價,倒與社會上傳聞收維穩費「愛國」者的行止,頗為一致),筆者不欲多花篇幅駁斥;本文欲討論的是法律背後的真義,以一句「違法」徹底否定佔中行動,是否過於膚淺?

反對佔中者的邏輯,可謂簡單:佔中違法,所以萬惡不赦。筆者首先要問:制訂法律的目的為何?人又為何要守法?

啟蒙時期的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提出「社會契約」的概念。人在未有國家、法律和文明之前,身處達爾文式的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世界。在那「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的世界,所有人都有無限制的「權利」,能作任何其意欲的事,譬如奪去他人財物、甚至他人性命的「權利」。在那世界,人無任何保障。法律的出現,乃人追求有保障的生活的結果:在「自然狀態」生活、擁有絕對自由的人,放棄自己一部份的權利,以換取法律的保護。例如某人為了免被他人所殺,他便須放棄自己殺人的「權利」,接受法律的約束,形成「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國家存在的目的,在作為一法律的裁判及執行者,去維持「社會契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便指出,建立國家和「社會契約」的目的,在保障人的生存權、個人自由及私有產權 (lives, liberties and estates),此亦是制訂法律和人守法的最基本的目的。當國家和法律不能保障人上述的三種天賦權利 (properties)之時,國家和法律便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及意義。

普選權乃天賦人權,亦是制衡國家公權力的最有效的權力,能使個人自由得受保障及彰顯,若中國政府最終無意讓步,堅持以假普選搪塞港人,港人實在無不佔中之理:當「守法」的舉動成了「為守法而守法」的「冗舉」,卻須要犧牲原來制訂法律的目的,難道不是捨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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